1、基建加稅“兩步走”初具成效
8月24日總規模3.5萬億美元的新財年預算決議在眾議院闖關成功，這標志著拜登的基建加稅計劃距離落地又進了一步。今年3月份，拜登推出了《美國就業計劃》和《美國家庭計劃》，希望通過加稅來為美國基建支出提供資金來源。而此舉遭到了共和黨的強烈反對，一方面，共和黨反對在“新基建”相關項目上進行大規模支出，另一方面，拜登的加稅計劃使得2017年共和黨推出的減稅計劃付諸東流。
而拜登的打法則采取了“兩步走”模式，將傳統基建項目從原先的基建計劃中拆分開來，通過兩黨合作的方式率先通過，再將分歧較大的“新基建”和增稅部分打包進財政預算“分批闖關”。目前，兩黨一致同意的傳統基建部分已通過《美國投資法案（Invest in America Act）》在參議院闖關成功，預算決議在眾議院的通過標志著拜登的“兩步走”計劃已初具成效。
根據目前能看到的預算決議方案，3.5萬億美元的支出部分將由新增稅收、醫保儲蓄以及經濟增長帶來的外部效應進行分攤。由於最終的預算決議仍需立法委員會進行最後修訂後在參議院投票通過後方可成立，具體細節仍待定，但是從大方向上來看，新增稅收收入部分與拜登先前制定的加稅計劃如出一轍。那麽，拜登此次為何力排眾議，堅決要打“加稅牌”，加稅之路上又還有哪些難題需要解決呢？
2、兩黨徵稅理念之分歧
美國兩黨向來在稅收問題上的執政理念有所分歧。隨著美國經濟增速波動逐漸減小，在經歷了10年的高速發展期後，1990年代起，里根政府遺留下來的財政赤字問題越發凸顯。面對赤字問題，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解決理念不盡相同，民主黨主張增稅來提高財政收入彌補赤字，而共和黨則主張減少支出縮減赤字。具體來看，90年代以來，美國經歷了3輪重大的稅制改革：
2.1 克林頓的“劫富濟貧”
1990年起，美國經濟增速開始下滑，里根政府遺留下來的巨額赤字，加上海灣戰爭帶來的陣痛讓美國財政赤字問題越發激化，國內通脹、貧富差距等問題也逐漸凸顯。
為了緩解首當其沖的赤字問題，競選中宣稱“永不加稅”的老布希在當年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壓力下，不得不採取加稅來緩解赤字壓力，具體措施包括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28%提高到31%、縮小個人所得稅免徵額和扣除額等。這一舉也為老布希在共和黨內部的“眾叛親離”埋下伏筆。
柯林頓上台後，立馬簽署了《1990年預算調節法案（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該法案最大的革新在於，通過在累進稅制中增加兩檔最高檔收入水平及對應的稅率，對高收入人群進行結構性增稅來提高政府稅收收入。在1995年至2000年間及大幅度地改善了美國的赤字問題。
2.2 布希的全面減稅
布希上台後，將全面減稅設定為了執政目標之一。進入千禧年後，科網泡沫的破裂和“911”恐襲為美國經濟蒙上了一層陰霾，通脹不斷下行，與此同時失業率逐漸高升。
為了刺激經濟布希先後推出了三輪稅收減免政策，包括《經濟增長和減稅協調法案》、《增加就業和援助雇工法案》以及《就業與增長稅收減免協調法案》等。其中，《經濟增長和減稅協調法案》規定了企業研究部門稅收的永久抵免；《增加就業和援助雇工法案》將購買設備按照30%折舊抵扣，並且提高累進稅制中第一檔收入上限；《就業與增長稅收減免協調法案》規定小企業折舊提高三倍，以及將各收入水平下稅率降低。由此可見，布希執政時期對企業和個人稅收減免的幅度和力度都非常強勁。
布希的稅降低了企業成本，提高了企業利潤，同時對個人稅收的全面減免使得居民個人消費觸底反彈。但與此同時，全面降稅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赤字規模逐漸擴大，居民部門槓桿率上升等一系列問題。
2.3 “美國優先”下的大規模減稅
川普上任後，主張“美國優先”。逆全球化和單邊主義思想大行其道。幫助就業崗位重返美國成為川普在任期間的執政重心。
2017年，川普簽署了《減稅和就業法案》，主要針對企業和個人收入稅進行大幅減免，具體包括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39.6%調整至37%；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從35%大幅削減至20%，削減規模高達4.4萬億美元，也是後雷根時期政府最大規模的一次降稅。川普的本輪降稅最為人詬病的問題便是再度加劇了美國的赤字問題，並且使得美國財政對債務的依賴性逐漸增強。
3、拜登加稅“一箭三雕”
本次拜登加稅計劃毫無疑問遭到了共和黨人的強烈反對，與此同時，也引起了一些溫和派民主黨議員的反對。那麽拜登究竟為何要力排眾議，誓要提高稅收呢？我們認為，拜登執意加稅的原因有三：
3.1 高赤字下為基建計劃輾轉騰挪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先後通過的三輪刺激法案來穩定經濟，使得美國債台高築，自從2019年共和黨暫停了債務上限規模後，美國債務規模已經從22萬億美元水平擴張到了28萬億美元。拜登想要推出基建計劃就需要從稅收入手，盡可能在不進一步增大財政赤字規模的基礎上增加財政收入。
根據TaxFoundation的預測，如果拜登在《美國就業計劃》和《美國家庭計劃》中披露的增稅計劃能在2021年落地，將為美國財政在2022年至2031年間為美國財政帶來1.34萬億美元的額外收入。
3.2 緩解美國貧富差距激化問題
拜登的上台，證明美國在“公平”和“效率”間再度選擇了“公平”。次貸危機後，美國貧富差距再度擴大，新冠疫情後經濟覆蘇中“富人通脹，窮人通縮”的K型覆蘇論調不絕於耳。根據美聯儲披露的數據顯示，目前美國收入前10%人群掌握的財富占據全美所有私人財富的70%左右，社會貧富差距極度分化。拜登本次調高高收入人群稅率，頗有柯林頓政府時期的“劫富濟貧”的意味。
然而，僅僅提高高收入人群稅收並不能完全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美國近10年以來的貧富差距和美國經歷的十余年股市牛市不無關系。次貸危機以前，美國擁有前10%財富的人口擁有的股票占比大約在80%左右，而到了2021年一季度，這一比重已經達到了88.7%。股市在這10年內的強勁表現，使得原本富有的人口財富進一步激增，美國階級矛盾愈演愈烈。而拜登本次的稅收計劃中涵蓋了眾多針對資本利得稅的條款，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國國內貧富差距激化的問題。
3.3 拜登總統任期開局不利
拜登上任已過大半年，而支持率卻一路下行，尤其是在經歷了阿富汗撤軍事件後，拜登的支持率更是急轉直下。2022年美國即將開啟中期選舉，
對於拜登而言急需“政績”來挽回自己在選民心目中的形象，而增加稅收是一個良好的契機。
民主黨這次的目標是中低層收入人群。如今民主黨的選區大多為收入較高人群的聚集地，這一點在選舉中共和黨對民主黨進行“農村包圍城市”上也能看出。那麽，民主黨為何還想加稅呢？
答案在美國在於美國人民的思潮正在向“公平”進行切換。兩黨的支持者和美國人民的思潮較90年代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相當一部分的富人願意繳更高的稅來彌合割裂的階級關系，而中低收入人群是本次拜登“劫富濟貧”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拜登本輪加稅舉措，實則是希望拉攏中低收入選民的選票，來為自己中期選舉造勢。
4、加稅計劃將如何演繹？
4.1 加稅僅一步之遙
預算決議在眾議院闖關成功，接下來，最終方案將由參議院立法委員會修訂後在參議院進行投票表決。由於，共和黨已經明確表示會鑒定反對預算決議的通過，如此一來民主黨需要在參議院中獲得100個席位中的60位來通過“冗長辯論”。因此，民主黨決定再次動用預算和解程序，使得預算決議只需要一般多數（51票）便可在參議院通過。然而，預算和解也並非是“萬金油”。民主黨黨內的意見也有分歧。在參議院中民主黨僅較共和黨多出一個席位，因此，預算和解法案若要通過，不容許有任何民主黨議員倒戈。
但是，就目前來看，以Manchin為代表的溫和派民主黨議員認為3.5萬億的規模仍有待商榷，除此之外，民主黨議員Murphy也表示將需要更多時間來對預算決議進行考核，若現在強行通過預算決議將投反對票。如此一來，立法委員會的起草的最終方案就顯得格外重要，怎樣才能調和民主黨內部的意見分歧成為最終加稅計劃能否落地的關鍵，與此同時，不排除最終通過的預算決議將進一步縮水的可能性。
4.2 加稅或將使美股短期承壓
拜登的加稅計劃或將使美股存在短期回調風險。正如前文所述，本次拜登的增稅計劃頗有1993年克林頓執政時期“劫富濟貧”的意味。正如克林頓的增稅計劃一樣，拜登的稅收計劃中除了增加面向高收入人群的結構性增稅以外，同時也提高了對企業所得稅的征收。1993年，在克林頓稅收法案通過後，三大股指短期出現了小幅回調。
然而，拜登的稅收計劃對本輪股市的影響可能將更大，主要有兩方面影響：
（1）提高企業所得稅將侵蝕公司EPS。美股亮眼的表現背後有二季度盈利狀況尚可的因素所支撐。而展望四季度，美國經濟面臨減速，貨幣政策也即將轉向，在此格局下，提高公司所得稅將侵蝕公司EPS從而使得美股短期內存在下行風險。
與此同時，如今美股的估值水平遠高於1993年柯林頓加稅時期，我們對未來美債利率的判斷仍會繼續上行，如此一來，一旦風險溢價開始壓縮，那麽美股的估值環境也將承壓。提高公司所得稅或將引發“戴維斯雙殺”，使得美股在短期內承壓。
（2）提升資本利得稅也將使得美股存在一定回調壓力。除了公司所得稅外，拜登還計劃提高對長期資本利得和股息征收稅款，或將迫使投資者集中“獲利了結”，進而使得美股在短期內面臨回調壓力。
來源：財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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